影响发病的因素，正气和邪气是决定疾病能否发生的基本因素，邪正斗争决定疾病发生发展的过程。正气和邪气以及邪正斗争是受机体内外各种因素影响的。机体的外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主要与邪气的性质和量有关。机体的内环境包括体质因素、精神状态和遗传因素等，与人体正气相关。
外环境与发病：人是生存在一定的环境之中的。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时间、不同工作条件，环境各不相同。不同的环境能对人体造成不同的影响，因而其发病情况也有差异。一般地说，人长期生活于某一较为稳定的环境中，便会获得对此种环境的适应性，因此不易生病；若环境突然发生了变化，人在短时间内不能适应这种变化，就会感受外邪而发病。
自然环境与发病：自然环境包括季节气候、地理特点及生活工作环境等。人与自然息息相关。自然环境因素对疾病的发生有着一定的影响，既可成为直接引发疾病的条件，又可成为影响疾病发生的因素。季节气候与发病：人体生活在一定的气候环境中。自然界气候的变化，不仅是六淫、疫气产生的条件，而且又能影响机体的调节和适应能力，影响着正气的盛衰。
天人相应，人随着季节气候的演变而产生相应的生理变化。脏腑、经络之气，在不同的时令又各有旺衰，人对不同气候的适应能力也有所差异。因此，不同的季节，就有不同的易感之邪和易患之病。如春易伤风、夏易中暑、秋易伤燥、冬易病寒等。所谓“四时之气，更伤五脏”（《素问·生气通天论》）。疫疠的暴发或流行，也与自然气候的变化密切相关。反常的气候，一方面使正气的调和能力不及而处于易病状态，另一方面又促成了某些疫疠病邪的孳生与传播，从而易于发生“时行疫气”。
地理特点与发病：地域不同，其气候特点、水土性质、物产及人们生活习俗的差异，对疾病的发生有着重要影响，甚则形成地域性的常见病和多发病。一般说来，西北之域，地势高峻，居处干燥，气候寒凉而多风，水土刚强，人之腠理常闭而少开，故多风寒中伤或燥气为病；东南之方，地势低下，居处卑湿，气候温暖或炎热潮湿，水土薄弱，人之腠理常开而少闭，故多湿邪或湿热为病。
现代流行病学和地质学研究表明，地壳表面元素分布的不均一性（包括水质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世界各地区人类乃至所有生物的生长发育和生理、病理，使得一些疾病带有强烈的地区性和地方性。例如，中国东南沿海及长江流域多血吸虫病和钩端螺旋体病之流行，东北、西北二方则多有克山病及大骨节病的发生。鼻咽癌以广东为高发，食道癌则以华北、西北一些地方及习食酸菜的地区为多发，肝癌的高发地区是江苏省启东县等。瘿病则以水土作物中缺碘之地好发，脚气病则以常食精白米为主粮的地区易发。此外，易地而居，或异域旅行，也可因地域环境骤然变化一时难以适应当地的水土气候，而促使疾病发生或加重。此即一般称作的“水土不服”。
工作生活环境与发病：生活居处与劳作环境的不同，亦可成为影响疾病发生或诱发的因素。如，生活居处潮湿阴暗或空气秽浊，易感寒湿或秽浊之邪。夏月炎热季节，在野外操作，容易中暑；冬月严寒，在野外工作，容易受风寒或冻伤；渔民水上作业，易感阴湿之气而发病；矿工在石粉迷雾中劳动，易为尘毒伤肺而成肺痨等等。此外，不良的生活习惯，生活无规律，作息无常，以及个人和环境卫生不佳等，都会影响人体的正气而使人体易患疾病。
社会环境与发病：人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之中。因此，疾病的发生也必然与社会环境密切相关。一般而言先进的社会组织、社会福利，公共卫生条件较好，能有效地减少疾病的发生。落后的社会组织、福利及卫生条件较差，增加了发病机会。随着工业化社会的发展，环境污染包括噪声污染、空气污染、水源污染及土壤污染等成了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新的致病因素，从而出现了许多前所没有的疾病，如噪音病、水俣病、放射病等。
内环境与发病：人体的内环境是生命存在的依据，它由脏腑经络、形体官窍等组织结构和精气血津液等生命物质及其功能活动共同构成。人体通过阴阳五行调节、脏腑经络调节、气机升降出入调节等调节机制，保持了内环境的相对稳定。在正常情况下，人体通过内环境的自我调节来适应变化着的外环境，使机体内外环境的阴阳平衡，从而维持内环境相对的动态平衡或稳态。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人体内环境有时会失去正常的调节控制能力，不能很好地适应外环境，从而导致内环境阴阳气血失衡。影响内环境的因素有体质、精神状态和遗传因素等。
体质因素：个体的体质特征，往往决定其对某些外邪的易感性及某些疾病的易罹倾向。体质是影响发病的重要因素。感受外邪后，发病与否及发病证型也往往取决于体质。不同体质的人所易感受的致病因素或好发疾病各不相同，而某一特殊体质的人，往往表现为对某种致病因素的易感性或好发某种疾病。如，肥人多痰湿，善病中风；瘦人多火，易得劳嗽；老年人肾气虚衰，故多病痰饮咳喘等。不同体质的人，对相同的致病因素或疾病的耐受性也有所不同。一般地说，体质强壮者对邪气耐受性较好，不易发病；体质虚弱者对邪气耐受性较差，容易发病。也就是说，要使体质强壮者发病，邪气必须较盛，而体质虚弱者只要感受轻微之邪就可发病。强壮者发病多实，虚弱者发病易虚。“有人于此，并行而立，其年之长少等也，衣之厚薄均也，卒然遇烈风暴雨，或病，或不病，或皆病，或皆不病”（《灵枢·论勇》）。具体说来，不同体质类型的人所能耐受的邪气各不相同。例如，体质的偏阴或偏阳，可影响机体对寒热的耐受性。阳偏盛者，其耐寒性高，感受一般寒邪不发病，或稍有不适可自愈，而遇热邪却易病，甚至直犯阳明。阴虚者稍遇热邪即病，热邪甚则有热中厥阴，出现逆传心包或肢厥风动之变。阴偏盛或阳衰者，其耐热性较高，而感受寒邪却易发病，甚至直中三阴。
外邪入侵，其致病性质随体质而化。外邪侵人人体后，究竟发为何种性质的病证，并不完全取决于邪气的性质，而往往与体质类型有关。人的体质有阴阳之偏，·外邪入侵后，邪气致病因人而化，病证的性质和表现也随之发生变化。“人感受邪气虽一，因其形脏不同，或从寒化，或从热化，或从虚化，或从实化，故多端不齐也”（《医宗金鉴·伤寒心法要诀》）。
病情从体质而变化谓之从化。感受外邪之后，由于体质的特殊性，病理性质往往发生不同的变化。如同为感受风寒邪气，阳热体质者多从阳化热，而阴寒体质则易于从阴化寒。故，曰：“盖以人之形有厚薄，气有盛衰，脏有寒热，所受之邪，每从其人之脏气而化，故生病各异也。是以或从虚化，或从实化，或从寒化，或从热化，物盛从化，理固然也”（《医宗金鉴·订正伤寒论注》）。总之，体质的特殊性，不仅决定对某些病邪或疾病的易感性，而且也决定疾病的发展过程。
精神因素：人的精神状态对正气的盛衰有很大的影响。精神状态受情志因素影响，情志舒畅，精神愉快，气机畅通，气血调和，脏腑功能协调，则正气旺盛，邪气难于入侵；若情志不畅，精神异常，气机逆乱，阴阳气血失调，脏腑功能异常，则正气减弱而易于发病。精神情志因素不仅关系到疾病的发生与否，而且与疾病的发展过程有密切关系。精神情志状态不同，其发病的缓急、病变的证候类型也不尽一致。大怒、大喜、大悲、大惊等剧烈的情志波动，易于引起急性发病。如，五志过极，心火暴盛，阳气佛郁，心神昏冒，则突然倒仆；神虚胆怯之人，有所惊骇，则心神慌乱，气血失主，而骤然昏闷等。若所愿不遂，抑。郁不已，久悲失志等持续过久，可影响脏腑气血的生理功能而促发疾病，且起病缓慢。一般来说，兴奋性的精神状态多致实证，抑郁性的精神状态易致虚证：但是，因素质有强弱，故兼夹错杂之证亦常发生。如长期处于紧张的精神状态下，可使阴精损耗，以致肝阳偏亢，心火偏旺，出现头痛、眩晕、心悸、失眠等病症。
总之，七情为人之常性，但不良的精神情志，不仅能削弱人的正气，使之易于感受邪气而发病，而且又是内伤疾病的重要因素，通过影响脏腑的生理功能而发病。所谓“动之则先自脏郁而发，外形于肢体”（《三因极一病证方论》），最终形成“因郁致病”，“因病致郁”，“郁—>；病一郁”的恶性循环。
遗传因素：中医学把遗传因素看成是胎传因素之一，遗传因素与先天禀赋有关。遗传因素从两个方面影响疾病的发生。一是由遗传因素而影响体质类型，不同体质类型在后天对外邪的易感性和耐受性不同，因此疾病的发生情况也有差异。二是在人类遗传过程中，亲代所发生的某些疾病也相应地遗传给了子代。由遗传因素导致的疾病，称之为“遗传病”。遗传病有一定的特点和规律。遗传疾病是从父母接受到致病基因所引起的，在胎儿时期就已形成，或处于潜在状态。遗传疾病是终生的，除非经特殊治疗或死亡，患者将痛苦一生。遗传疾病是以垂直方式一代传给一代，疾病常常以一定的比例出现于同一家庭的成员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