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山雷，名寿颐，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人，生卒于1872年~1934年间，清末至民国时期医家。禀赋聪明，自幼好学，曾精研文学，博学多闻。后因母病开始学医，先后随当地老中医俞德琈、侯春林及吴门黄醴泉诸先生学习内科，后又随朱阆仙学习外科。数年后，学业大进，不少亲友邻居请其诊病，均能应手取效。鉴于当时西方医学的传入，中医日受排挤。因此，自出家资，筹设中医学校于黄墙村家塾，拟定教学计划，编纂讲义，后又应浙江兰溪中医专门学校的聘请，担任教务主任，编写教材，并亲自执教，先后长达十五年。受业学生达六百多人，为中医人才培养作出了贡献。先生多年执教，勤编教材，著有《难经汇注笺正》、《脏腑药式补正》、《中风斟诠》、《疡科概要》、《沈氏女科辑要笺正》、《医事蒙求》、《脉学正义》、《本草正义》、《小儿药证直诀笺正》、《医论稿》等。
张山雷虽强调“融洽西中”，但限于当时历史条件，张氏仍十分注重中医学术理论与临床的重要性。认为《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等是中医学的基础，应当认真掌握。至于临床，虽有内、外、妇、儿科之不同，亦各自有其理论，而要提高临床治疗的水平，还应十分重视医案的学习。俗话说：“熟读王叔和，不如临证多。”只有多临床，不断积累临床经验，从中体会中医理论的应用，才能更好地掌握临床各科治病的实际能力。而医案中所载，都是前人治疗疾病的实际经验，反复揣摸，深入领悟，则有如病人在侧，可以从书本中继承与了解前人的经验，加深对理论的认识。张氏的这一观点，是有重要意义的。此外，张氏在学术上的贡献，突出表现在对中风病证的认识和治疗上。
实际上，早在《素问》之中已经有了后世所说的中风病的内容，只不过不称之为中风而巳。《素问》中的“厥”病，张氏认为即后世所说的中风病。这种病非由外感风邪所致，而是由于肝火内盛，化生内风，激其血气，并走于上，直冲犯脑，震扰神经，而为昏不知人，目眼歪斜，肢体不遂，语言不清等症。张氏明确指出，今之中风病“皆是肝胆火升，浮阳陡动，扰乱脑神经，或为暴仆，或为偏枯，或为眩晕昏厥，或为耳鸣耳聋，或更（目闰）动瘈疭，强直暴死，诸般病状，俱巳历历如绘，此皆近世之所谓中风病也。”张氏言中医中风病证，借助于西医脑神经之说。在病机探讨上，欲在使中西医理论结合，而在治疗上则无甚指导意义。盖中医辨证，主要在于五脏六腑，虽言脑神经受影响，但其治疗原则，或养阴，或化痰，或熄风，或开窍，或通络，又均于脑无关。所以这种中西医理论的结合，于中医学术的发展，意义不大。
张山雷认为杂病之中风是以内风为主要病机，因此治疗时强调应以“潜镇摄纳”为总原则。在此基础上，按其病情，分为闭证、脱证两大类，并根据具体表现，总结出治疗八法。如开窍法，用于气窒声不出，牙关紧闭者，可用通关散（细辛、牙皂为末，吹鼻中）以搐鼻取嚏，同时针刺水沟、合谷等穴。固脱法，用于中风病证中由于正气之散亡，无根之火暴动而见的脱症。潜镇法，用于中风发作之前可以防患于未然，在已发作之后可以抑制病情的变化。开泄法，用于肝阳上扰，气火上升，同时挟痰浊上壅，阻塞气道，可用稀涎散、礞石滚痰丸（大黄、黄芩、礞石、沉香）、青州白丸子（白附子生用、半夏生用、南星生用、川乌生用）之类。若体质虚弱者，则宜用平和之剂以化痰泄痰，如二陈汤、杏仁、枳实、贝母、竹茹之类。另外，如胆南星、天竺黄、竹沥、荆沥之类，性最和平，可以重用。
此外，如顺降法，用于中风痰火上逆，气逆火升，气必然因之而逆，因此在临床上，可兼见喘促之证。此时治疗，宜定其横逆，调其升降，顺达气机，可用匀气散（白术、乌药、人参、天麻、沉香、青皮、白芷、木瓜、紫苏、甘草、姜），乌药顺气散（麻黄、橘皮、乌药、僵蚕、川芎、枳壳、炙甘草、白芷、桔梗、炮姜、生姜、大枣）。育阴养血法，用于怔忡惊悸、健忘恍惚，肝血不足，不能养心，心血亏虚之证，可用滋水清肝饮（山茱萸、熟地、山药、茯苓、泽泻、丹皮、当归身、白芍、柴胡、山栀、大枣）、一贯煎（沙参、麦冬、生地、归身、枸杞子、川楝子）等。滋填肾阴法，用于肾水不足，不能制火，肝阳暴动而化风，可用六味丸之类。通经宣络法，用于半身不遂，手足不用以及疼痛瘫痪等证，可用独活寄生汤、桑枝煎、虎骨四斤丸（木瓜、天麻、牛膝、苁蓉）等。
张出雷的学术观点，虽然主张中西融合，但其于中医学的主要贡献，在于其对中风病的病因、病机、分类以及治疗的认识和总结。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个人经验，为后人在中风病的辨证分型和治法方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故而成为民国时期的一大名医为后人所称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