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德，即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是医务人员在医务活动中的职业心理素质、职业精神品质和职业传统习惯，是以善恶标准评价医务人员品质和依靠社会舆论、内在信念、传统习惯来调整医患之间、医务人员之间、医务人员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总和。医德也是祖国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礼记·乐记》曰：“德成而上，艺成而下”。意思是说道德修养的成就居于先，技艺的成就处于后。《省心论·论医》中说：“无恒德者，不可作医”。《徐灵胎先生传》又强调：“德成而先，艺成而后，似乎德重而艺轻，不知艺也者，德之精华也。德之不存，艺于何有？”
祖国医学传统医德则无疑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闪耀着人性与理性的光芒。它崇尚“生命至重，惟人最尊”的道德信念，尊重生命，以人为本，人道为先，是医者从业立术的最根本的思想基础；它倡导 “医乃仁术、济人为本”的“仁爱”思想，同情、关爱、尊重、保护和真诚善待病人，一视同仁，爱人如己，时时处处把病人利益放在首位，是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的原则。我国历代医家对医者应具备的道德情操皆有系统而精辟的论述，如唐代杰出医家孙思邈在《千金方·大医精诚》中说：“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为至亲之想。”而现今少数医者把病人分为三六九等，岂不是倒退吗？
近代医家陆渊雷先生曰：“自古学问与功名分两途。状元翰林有绝对不通学问者，大学问有终身布衣者。”历代医家都推崇轻权位、淡名利的高尚品质。医者以解除病人的痛苦为最大乐趣，别无所求。战国时代名医扁鹊，医术高超，仍不辞劳苦，周游天下，为民间解除疾苦，深得群众敬爱。汉代名医华佗，医术凡超，淡于名利，不愿做官，被曹操杀害便是一例。故《临证指南医案》华序中云：“古人有三不朽之事，为立德、立功、立言也。故良医处世，不矜名，不计利，此其立德也；挽回造化，立起沉疴，此其立功也；闻发蕴奥，韦着方书，其立言也。”
医者是一项庄重、严谨的职业。历代医家都很重视严谨治学态度和注重自己的神态与一丝不苟的医疗作风。西汉名医淳于意，名重一时，诊断疾病非常认真，并且极重视记录书写病案，以积累临床经验，为后世医案的创始做出杰出的贡献。在如北宋时一读书人患疾数载，耗尽家资，求遍白医无效。其妻决意让名医何澄一试，因家贫付不起诊费，便瞒着丈夫，引何入密室，羞怯地说：“妾以良人抱病日久，典买殆尽，无以供医药，愿以身酬。”何正色道：“娘子何出此言，但放心，当为调治取效，切毋以此相污。”经过何澄力救，终起沉疴。何澄不贪色欲，恪守德操，志存救济，实为医者的楷模。
中医历代医家都十分重视把“精术”作为的根本和基础。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首先强调了医学乃“至精至微之事”，“故学者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也就是说，从医者必须从“至精至微”处深刻认识为医之关天重任，从而刻苦钻研、不断提高医术。清人王世雄在《回春录序》中说：“医者，生人之术也，医而无术，则不足生人。”他认为一个医生若无精良医术，即使仁心厚重，也毫无用处，不能救人于病危之中。叶天士更是人木三分地指出，术不精则无异于杀人，并在临终时告诫后人：“医可为而不可为，必天资能悟，读书万卷，而后可借术济世。不然，鲜有不杀人者，是以药铒为刀刃也。”叶天士的这番话可谓是一语警天，当为医者谨记借鉴。
《内经》要求医者针刺治疗时要全神贯注，“如临深渊，手如握虎。”但今少数医者，诊病漫不经心，边间谈，边诊脉，边处方的医疗做法，是违反医学道德的。
